旧邦新造读后感精选10篇,袁世凯和他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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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过,如今再看一遍有新体会,就算你是真有才情,想干一番事业,也得做一点对于世俗适当的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国外归来,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谁也没有料到,1912年4月1日,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对此现象人们十分疑惑,孙中山为什么会把民国的政权交到袁世凯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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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庸主不多,名臣也实在不少。在倭仁、翁同龢等大谈“仁义道德”的清流言官身旁,还站着一大批稳扎稳打的实干派,如袁世凯。他可以说是自恭亲王奕䜣、李鸿章、荣禄之后,晚清最懂洋务和最杰出的政治家。

宋教仁永不妥协,似乎显得有点儿不近人情,他为了民主共和坚持了原则,最后被刺身亡,谈到政治制度,理论依据,书生比一个将军强多了,正是如此,他把袁世凯逼到墙角了,一步也不让,袁世凯可以说是“不得不”杀了他,如果他能接受妥协,活下来肯定是对国家人民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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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是一本由章永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李鸿章的崇拜者,他真正的亲历了晚清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甲午前夕在朝鲜帮助李氏王族练兵;戊戌政变时在天津小站组练新军,后来拒绝并告发了康党“包围颐和园诛杀慈禧、荣禄”的阴谋;庚子事变前代替毓贤就任山东巡抚,处理义和拳“大师兄们”;慈禧、光绪“西狩”归来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后来的军机魁阁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至此这个河南项城出来的秀才,站在了权力的制高点。

萧相国就不一样了,往脸上抹点泥,假装自己贪污腐化,刘邦也明白了他的心思,“我是不会反的”
君臣之间心照不宣,既可保身,还可以接着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这实在是以退为进的,为了理想,向现实作的理智的让步。

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于世时,人们就开始反思:孙中山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历史学家曾对此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不可否认,这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旧邦新造》读后感连续性无比重要,于是妥协不可避免

慈禧立志改革后,袁世凯更是一手推动了预备立宪进程,以15年为期主持官制改革、筹建国会大厦、成立资政院等立宪事宜。甚至有人说“袁世凯就是立宪,立宪就是袁世凯”,抛去私心不谈,他的的确确为清朝的宪政之路出力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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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截留中国海关税收,使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战争所需,更无法支撑政权建设,被迫与袁世凯妥协。辛亥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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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一个文学色彩过强的说法,它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是何种共和观念,影响了哪些人,有多深。

后来慈禧、光绪崩,摄政王载沣把持朝政,设立皇族内阁并推迟立宪期,袁世凯也黯然下野了。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梁子,自戊戌政变后就结下了,原因很简单:袁世凯告发了康党政变阴谋,是光绪被打入瀛台冷宫的主要祸首;而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他们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幼稚,组织松散庞杂,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而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6p 陈独秀:并不是君主制没有民意基础,而是候选人难孚重望。

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铁杆专制保守派”印象不同,袁世凯手中的一大政治牌就是“领风气之先”。为解决清政府不能在天津驻军的《辛丑条约》贻害,借鉴英国巡警条例,开创中国警察体系;主张铁路自主,任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建京张铁路。等等等等,眼光、手笔都是大开大合,实是开化先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缔造了现代军队:其真正发迹在天津小站,以德国为师训练出一批装备精良、思想先进的现代军队,成为了晚清乃至后来北洋政府军事上的最大保证。

其次,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他获取政权的一个重要砝码。袁世凯和以往的封建官僚不一样,他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的时候,就塑造了“锐意革新”、“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于是赢得了资产阶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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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旧制度都难以企及的中央集权,而辛亥革命却释放出了更多的专制者。

说起小站练兵,这算是整个民国初期政治的重要源头。当年的青年军官们在袁世凯的呵护下快速成长,孕育出了无数的总统和总理。如唐绍仪、赵秉钧、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冯国璋,都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最高领导人;但过度集中的军事力量同时也造成了北洋后期军阀混战的乱象,如拥立末帝溥仪复辟的“辫帅”张勋,就是北洋六镇中的重要将领;国民党北伐的对象直、皖、奉系军阀,也都脱胎于小站。

当清帝被逼退位后,他的个人声望更是达到顶峰。再加上袁世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队,掌握着军政大权,使得当时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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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原本就是为了将整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技艺,试图分裂精英共识来求得限权政府的思路讲陷入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精明之处就在于,花国家的饷银培养了自己的军队,这点和李鸿章之于淮军极相似。虽然后期袁世凯也学曾国藩把军权主动奉献给国家以示绝无贰志,但这军队的指挥官都是铁杆袁派,别人根本指挥不动。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大力支持。清政府的统治,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逼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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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的时代,帝国的高度混杂的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都成为致命的弱点。

袁世凯正是凭着这只军队才能东山再起,接替载沣重新组织清廷内阁;后来也是这只军队兵临南京城下,使得与革命军的南北和谈成为可能;再到后来的逼宫清王室、平定二次革命、武装解散议会,乃至最终的洪宪复辟,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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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离主义只是贵族王公的想法,毕竟人数有限,因而也可以用有待的方法来安抚。而一旦民族主义下沉到底层民众,谈判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作为臣子,他曾竭力为清王朝的立宪事业奔走;作为民国的大总统,也曾为适应宪法政治做出妥协。只可惜他的努力都失败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到底是亲手结束了千年帝制并开创了民国。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千古一人。可是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其实冥冥中很固定,目光也终归有限,大智大慧如袁世凯也不免走上了“窃国”的不归路,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第四,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注重“承诺”,有“一诺千金”之说。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维护共和,便会尽力维护共和制度,否则将受到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对袁世凯的个人诚信产生了幻想。于是革命党人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却没料到袁世凯会复辟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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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大国中,同一个改革措施在不同民族地区引起的反应可能差异很大,因此在推进任何政治变革的时候必须保持极大的审慎,以防意外后果的发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袁世凯共和功成即死,这千秋功罪又该如何论定呢?

最后,有人认为还有孙中山个人原因。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没有政治野心,权力意识比较淡薄。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无论孙中山当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后来的结果却让他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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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草拟法律条文,而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之间进行协商谋取共识的过程,只有一个承载了政治精英共识,同时也反映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和实力分配格局的立法,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否则,各方之间的政治互动将无法变成建设性力量,而是将新生的民国重新带回到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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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孙中山与袁世凯实行的妥协并非偶然,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但人们也认识到:胜利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坎坷和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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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前进的时候推到道路两旁的并非总是垃圾,一个被遗弃的命题,也可能蕴藏着一些对理解历史进程乃至当代的实践有启发意义的光辉。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所以尽管历史有缺陷为人们带来了遗憾。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并给后人已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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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人生活骤然进入政治的众多涣散的个人根本没有能力结合成为一个有自治能力的主权者,个人的意见很难统一,同时又很容易发生变动,实际上处于涣散状态,这导致主权很容易被少数人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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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中国面临沉重的“外竞”压力,只有促进内部的团结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图存。不能促进中国外部竞争力的国内秩序安排必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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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治法无常,如医方然,唯在适时宜民。避免意识形态先行,而是时刻考虑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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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总是隐含着“建国”作为其前提,宪政以国家的存在和运作为前提。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和保护其臣民/公民的能力的国家,也根本谈不上宪政和民权,在没有可供行使的政府权力的地方,也根本谈不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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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塑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传统权威作为积极的资源来运用。实际上,政治权威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树立,而试图通过剧烈的文化环境来重塑政治权威,其结果反而可能造成权威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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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英共识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宪政,没有既存的权威也就谈不上保守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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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可以造成服从,然后时间会造成服从的习惯,直至形成带有神秘性的传统。但这一过程能够发生的前提是,君主派的武力是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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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多数地方实力派实际上都是骑墙派,只关心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任何触动他们蛋糕的政体改革,最终,君宪渐行渐远,共和却难以进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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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一个王室就像收养一位父亲一样困难;属于前者的特殊感情同属于后者的特别亲情一样无法主动创造。而一位父亲的威严,来自于古老的传统,也需要武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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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摧毁了旧国家,但也阻断了在短时间内重建有效国家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上长出的是荆棘还是牡丹,而是土地的盐碱化。

《旧邦新造》读后感:辛亥革命的第三张脸

初中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过,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因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使得革命不彻底,被袁世凯代表的反动北洋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果不其然,袁世凯由放弃共和回到帝制、张勋迎立废帝,但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最终失败。直到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有正就有反,对孙中山本人种种恶性的揭露就不必提了。他们对辛亥后的战乱纷飞、军阀割据、国运衰微、民不聊生心痛不已,而把这一些现象归因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他们看到,虽然百日维新失败了,但是还有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彼时主少国疑,正是实行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良机。如此一来,中国既能走向现代,又能避免战乱,何至于陷入无尽劫波。

第一种解释,是唯物史观糅合了传统忠奸论的历史观;第二种解释,为历史发展指出了被湮灭的可能性,陷入惋惜悔恨之中。本书给出了第三种解释。

辛亥革命事件本身是一次让人猝不及防的革命,武昌的枪声惊动了紫禁城内外的统治者,也让革命者自己吓了一跳很快,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形成南北对峙;不出5个月,北方的统治者就下诏逊位,革命就这样迅速地成功了。清帝下诏书中写着,由袁世凯负责组织临时政府,这位代表北洋集团的首领很快和南京临时政府达成了协议,刚刚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保证袁世凯被选为新的民国大总统,南北统一。这一过程是革命之后的大妥协,使得南北对峙暂消,中央政府能够控制边疆分裂势力,才有了我们今天中国的版图。

如果按照《临时约法》,袁世凯任总统,国民党控制议会,宋教仁任内阁总理,共和制也许能维持下去。但宋教仁遇刺,国民党内部分裂,一部分重启二次革命,另一部分起草了超级议会制的《天坛宪法草案》。共和制下总统权力大还是议会权力大,本无定论,英美法各有所采,德日虽非共和,也是学人追寻的强国之道。但国民党尚无实力,仅想以内部立法约束袁世凯,无异痴人说梦。人们对共和制的认识停留在废除皇帝,但具体行政如何,仍莫衷一是。

在莫衷一是的政治中,最终还是实力决定结果。《天坛宪法草案》不可能约束袁世凯,很快他就推出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大加强总统权力,而议会仅成为咨询机构,权力甚至不亚于德日皇帝,仅无皇帝之名。这或许是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国在即将四分五裂、外国势力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政治方式。

接下来民国历史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包括前国民党成员在内的一批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又大搞国民投票,似乎袁世凯称帝众望所归。但袁世凯一称帝,那些曾经通电赞同的人马上转而反对帝制,袁世凯不得不取消了帝制。此后的清帝复辟更不必提,袁世凯都做不到的事,更不必说无权无望的溥仪。

政治发展在辛亥革命后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路径。有君或无君,总统强或弱,议会有或无,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不是判断的标准。重要的是,这种政治体制是否能实施有效的行政,是否能够整合各派政治力量,是否能够凝聚各派别的共识。历史在这里展现出了很强的路径依赖,所谓的政治发展也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模式,而是根基于当前形势下的改进方向。清帝逊位前,通过立宪实现虚君共和或许是保持行政力量、扩大政治参与和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好方式。但是一旦逊位,除非有压倒一切的实力,帝制就再无可能恢复。在辛亥后,同是共和制,呈现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实行超级议会制,抛开了实力强大的北洋集团,本身就不可能实现;超级总统制实现了有效的行政,将新兴政治势力完全排除在外,但至少凝聚了一定共识;而改行帝制无助于加强行政权力,反而将北洋集团的政治势力也排除在外,破坏了原本微弱的共识。

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已被扼杀,共和制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政治发展在此已经陷入了死局,无论如何调整都将导致失败。这个死局直到国民党自身进行列宁主义改造才初步松动,直到一场全面战争和全民革命之后才完全解开,走上新的政治发展道路。

《旧邦新造》读后感:历史主义、宪法革命与政治整合

现代革命与宪法往往联袂出场。革命需要宪法作为总结或终结,宪法也需要革命给予动力与契机。1688年的光荣革命虽未修出成文宪法,但《权利法案》、《三年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还是革新了古老宪法传统,稳步实现了激进政治变革。美国革命则像是场制宪实验,各殖民地或州的制宪活动一直推动着革命进程,并最终促使“我们人民”在大陆会议以及费城会议中正式出场,“命立”(ordain
and
establish)宪法从而奠定建国基业。法国大革命纵然跌宕起伏,但几乎每次“政变”都能收获一部新的宪法,革命舞台也不离各种议会和会议。因此现代的政治革命大抵可以等同于宪法革命,而且也少有宪法能洗脱革命的底色。

这也易诱使人们去接受一种历史主义解释,即革命只是历史的工具,宪法才是历史的目的;革命成了通向宪法的单向、封闭式历史运动,而宪法则要以终结革命为使命(以至于去终结历史本身)。由此革命不仅被工具化,实质上也被加以规范化。换句话说,革命者丧失了“创造”自由,革命活动必须接受某种规范性价值或者信条的指引,从而去合法地(legitimately)颠覆
“反动”的既有宪法、法律秩序。人类整个的生活秩序以及历史进程,都应由某种“完美理性”来支配。从根本上讲,人类根本就没有“制宪权”。或因为如此,这种历史主义又名为“历史决定论”。

但还有另一种历史主义却给出了背道而驰的解释:它认为历史应当由不同的历史主体各自谱写,每个人类共同体都各有其独特使命;历史若有规律可循,那也只是每个共同体自身的法则而已,不可推而广之。
所以人们首先应当去追问,这历史究竟是“谁”之历史?革命和宪法都没有“自己的历史”,只可“体现”在具体某个共同体的“体”上。就现代民族或者国家而言,无论革命还是宪法,实质上都是在以反传统的方式来维系它们的传统。因为只有能够容纳反传统的传统,才有可能继续健康、活跃地继续生存于历史之中。就此而言,革命与宪法既要见证历史的断裂性,也要见证历史的连续性。

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即是在后一种历史主义路径上的努力。它试图挑战的两种“纪念碑史学”,即“胜利史学”和“后悔史学”,都属于历史决定论阵营。“胜利史学”主张历史应当由革命胜利者来书写,“后悔史学”则痛惜历史未能以宪政告终,但二者都倾向于将革命与宪法置于彼此对立甚至敌对的立场。面对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种“纪念碑史学”也只是强调历史的断裂性,浓墨重彩于革命或者宪法的反传统面目。《旧邦新造》之所以重提“旧邦”,恰是要走出这种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革命史学和宪政史学,重述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本书含有六章,开头两章即在处理1911年辛亥革命究竟是“谁”之革命;三、四章则探讨民国宪法应当是“谁”之宪法,民国主权应当是“谁”之主权;在结尾两章(只有结尾,没有“结论”),辛亥那些年的革命与宪法在1917年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但历史旋即又将翻开新页,迎来新的革命与新的宪法。所以“旧邦”总是“新造”格局之下的“旧邦”;而中国的“新造”之格局,也只有在辛亥之后才真正体现出“宪法革命”的现代秉性。本书中的“宪法革命”,乃宪政(古典意义上的constitution)与国家建设(现代意义上的state
building)之综合。而贯穿全书的主线,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整合”,也即如何把中国这一庞大、复杂甚至有些陈旧的政治共同体重新凝聚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整体。因此革命和宪法非但在本书中密不可分,而且也都从属于政治整合。

但本书遗留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整合作为一种摩登学术话语,能否承载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与延续性?进而,它会不会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也即把政治整合本身作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和决定性因素?甚至我们还能嗅出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以“旧邦新造”为宗旨的政治整合,无论是否情愿,命定都将沦为“新邦新造”的同案犯。

2012-4-13

《旧邦新造》读后感:本书书介及短评

近年来清末宪政史成为法学界、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章永乐付梓不久的《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就是其中颇见功力的代表著作。作者关注1911-1917年间的国家建设与宪政建设,认为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的“大妥协”塑造了主权的连续性,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但民国的国家基础先天不足,在共和宪政的建设上,不同阵营之间分歧严重,诉诸不同的政治整合路径,从而埋下了宪政失败的伏笔。

较之此前类似主题的《立宪时刻》一书,本书的视野更为宽阔,作者将法学规范研究和历史情境分析融合在一起,敏锐的洞察到清末民初政局更加复杂的面相。尽管“大妥协”借助传统天命转移的话语,“将君主的统治权转移给全体国民”,从而为实现五族共和、避免边疆分裂起了关键性作用,但南北双方的共识仅仅在于终结帝制,“大妥协”下孕育着新生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立宪时刻”蕴藏着双方对政治正当性的不同理解,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府系从清帝禅让而来,其个人受清帝委任成为民国政府首脑。而在南方革命政府看来,民国政府来自人民革命,“大妥协”之后,北方政府被南方共和法统吸收。袁世凯“借壳上市”,出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暂时服从了南方解释,但很快就突破了南方法统的约束,其1914年制定《中国民国约法》更是直接诉诸清帝授权。这一政权合法性基础的争议,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去、北洋政府回归1912年《临时约法》才告终。

在作者看来,法律文件只是“大妥协”的结果,南北双方实质力量的平衡才是达成妥协的基础。但这种力量的暂时平衡对于进一步建设共和宪政却是不足的。作者以主权理论与政体选择为切入点,展现了1913年参与制宪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北洋系-立宪派的
“主权在国”与国民党的“主权在民”理论,分别对应着以行政还是以议会为中心实现国家整合的两种不同政体方案。康梁考虑到中国严峻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德国为参照,通过强势的行政体系来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并利用传统的权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然而北洋政府并未成为这一理论的恰当实践载体。袁世凯1914年建立的新宪制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只是压制了原革命派人士,并未实现政治精英的整合。作者对民初两次重建君主制努力的失败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在共和革命之后回归君主制难度本来就很大,君主制的重建需要政治精英们就政治体制与具体君主人选达成双重共识,更需要拥君的力量能从军事上掌控全局,而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主导的君主制重建,都无法满足这两个要求。在张勋复辟失败后,民国的法统很快就出现分裂,中国逐渐蜕变为一个军阀割据的共和国。民国的国家建设先天不足,难以支撑稳定的宪政,逼迫继续革命的政治势力将国家建设作为革命的自觉目标。

跨国比较的视野是本书一个突出特点。作者以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的历史命运之比较凸显多民族帝国共和转型之困难。在革命的路径、政体的选择等问题上,又引入英、法、普-德、美、日等国作为参照系,探讨北洋集团、立宪派、革命派模仿各国宪政经验的成败。正是借助这种比较的视野,作者才能基于常见史料,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洞见。

本书试图突破传统以文本分析为主的宪政史思路,是一部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新宪政史,也是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的新史学的可贵尝试。作者对清末宪政史的重述蕴含着他对目前中国宪政转型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大妥协”塑造的主权连续性是对海外“新清史”研究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中国从清帝国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说法的有力回应。汪晖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序言提炼与升华了本书的一些理论命题,并有一些批评性回应,亦是本书看点之一。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一本由一系列主题相关的论文集结而成的专著,本书的整体感仍有相当的提升余地,具体表现在本书前半部分对“大妥协”的一系列有力分析并未贯彻到后面对“主权在国论”以及君主制重建运动的分析之中。另外,史学界一直缺乏对清末民初源于日本的“国体”理论的详细梳理,本书有专章探讨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但并未对当时的“国体论”作专门处理,对于该章的历史深度有一定影响。

《旧邦新造》读后感:袁世凯-新旧交替时期悲剧性的历史英雄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高全喜立宪时刻的续编,是运用法学角度来谈论1911-1917年民初宪政的失败过程

最近出版的莫里循直击辛亥革命,论文集清代满汉关系研究,路康乐的满与汉等等诸多书籍都从史料上补充论证了高全喜立宪时刻论证的正确性。袁世凯其实在清末之际,一直认同中国适合君宪,而绝不适合共和,认为中国在没有社会基础的前提下草率建立共和,则必然失败。所以其南北谈判力主君宪绝非掩饰,而为内心认同。然武昌之乱后,南方立宪党人亦钦向革命,英国人也力主共和。然各方皆认为收拾时局者非袁世凯不可,当时反满主义兴起,种族屠杀不断,而孙文渴望时局越乱越好,以便其党乱中取利。袁世凯出于如再立扶清廷,则镇压时无把握,中国又沦为长期内战分裂之危局,故最终违心放弃君宪,创建民国。袁实乃消灭南北战乱,实得中国在辛亥年间避免分裂的伟大人物,是他还有君宪派等保守派的努力,刹住了孙文一类激进疯狂派的图谋

袁世凯一上来就和孙文党徒有国统之争,早在南北谈判之际,国体尚未确定,孙文就抢先一步,违背南北谈判事实,私立南京临时伪政府,欲做成事实给袁看。袁确定共和后,则以清廷授权其成立北京临时共和政府,然后南北临时政府谈判统一建立民国,而孙文立主非之,写信欲让袁权力得之南方伪政府,民国国统乃来自南方伪政府赐权,袁坚决拒之,故民国建立,乃按照袁公之意,清廷退位赐权力予袁公成立北方临时政府,然后南北临时政府会谈,最终成立统一的民国政府,袁世凯才是真正的民国之父。

所谓五族共和,保留中国清代之疆域基础,实乃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政策,而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孙文其实极端反对五族共和政策,力主采取极端反满反少数民族政策,类似建立本土十八州的现代光头党的无脑之策

民初建立后,国民党在辛亥中实乃被迫放权,一直采取对袁世凯文斗政策,欲剥夺袁世凯的一切权力,做橡皮图章,并不以国家当时建国所迫切需要的加强行政权维护国家利益为需要,采取的是一种逢袁必反的策略,根本无视国家利益

民国初年,国民党内文斗派领袖宋教仁执党,武斗派孙文长期处于靠边站的位置,大权旁落,心有不甘。遂宋教仁被杀死,孙文武斗派借势重来,所谓的党人三督者早有外购外人军火器械,欲图反乱之谋,遂孙文公开武力反乱,被全国一致申讨,党人声名扫地,成为只会捣乱的乱贼乱源国贼之同名词

正因为国民党反乱失败,声明扫地,在社会上民声腐臭不已,各派媒体都猛烈批判国民党人只会捣乱的激进措施,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在武斗不成搞文斗的策略前提下,欲图暂时装孙子作一定妥协,组建党派联盟反袁对抗之

国民党的谋略是,既然武斗不成,则在社会舆论形势不利下,不妨选袁为总统,然后通过宪法,把袁做橡皮图章,使其有名无权,国党可转势从来。国民党打的铁算盘不妨精巧,故坚决拒绝袁世凯派人参与制定宪法,甚至旁听权都不予以,欲做成事实让袁屈服。实际上临时约法上有条文,宪法者须总统发布,自有其旁听参与之权,而国民党欲剥夺袁一切权力,故一意违之,其在武斗不成搞文斗的过程中,始终违背法律,根本心中就没有任何国家利益和法律观念,无非是欲让国民党党权独裁,一党做大而已,这种心态从民初开始从来就没改变过,所争者绝非法治,而是权力

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认为所谓的党派政治,议会政治就是国民党乱党搞的文斗武斗之策,而北方国民党议员又恰有欲反乱南方,武力作乱叛变政府的图谋,最终被发现枪杀之(这种当然也是烈士,现在作为统战宣传用),所以袁在被选为总统后,竟解散议会,从此走向独裁,实乃和其对国民党议员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袁本就是来自于清末官僚阶层,由于民初的经历。在他眼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就是国民党议员搞的文攻武斗那一套,民初的经历让他非常失望,以至于认为他们只会捣乱,所以最终走向寻求传统方式称帝回复君宪之路,实际上国民党在民初所进行的那套本就非民住,其本身就是民住法至的违背者和破坏者,党派政治议会政治也绝非国民党那套文斗武斗的极端思维,而因为袁对国民党的仇恨和敌视,以至于把整个体制全盘否定推翻,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

值此三千多万字的袁世凯全集亦即将出版。仅向袁世凯这位新旧交替时期悲剧性的历史英雄致以敬意!历史将还袁公一个公正性的评价!

永利电玩城 ,《旧邦新造》读后感:皇帝从此不复见于中国

皇帝从此不复见于中国

——读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杨津涛

本书的书名取自南京临时政府所定国歌中“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的歌词,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早已被世界潮流所抛弃,唯有学习欧美,才能改变落后的地位。全书共有六章内容,但各章都是相对独立的长文,聚焦于革命后的政治转型问题,包括了对王朝转型、康有为宪法草案、首届国会失败,以及君主立宪运动的相关讨论。

大清垮台,免于解体

辛亥革命严重打击了中央权威,嗣后在北京是一国三公,在地方是各自为政,如何建设新生共和国成了首要问题。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人寄希望于制定宪法,从而将国家政治导入正轨,但宋案发生,南方国民党人开启战端,给了袁世凯解散国会的口实。袁世凯意图加强中央集权,终于被引上了称帝之路。共和国内的政党纷争、军阀混战,让民间有了“民国不如大清”的舆论,清室的大忠臣张勋挥师入京,从紫禁城里重新请出了小皇帝,只是这复辟只有短短12天——这正发生在1917年,作者于此收笔,因为之后君主派再无市场,中国国体已定,“旧邦”终成“新国”。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师法美国,先以各省分别独立,再合为一个国家,只是北美从前本无国家,所以摆脱殖民者创建新国。中国却与之不同,国家早已存在,革命后政权更迭,也只是“旧邦新造”。章乐清注意到,当时世界上还存在四个“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地处东方的中华帝国。前面几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都先后在“走向共和”时解体,只有中国在革命后,由大清帝国向中华民国的过渡中,将领土都大致地保留在了版图之内。

章永乐将这个奇迹归之于当年的“大妥协”。辛亥革命后,南方的革命党人、袁世凯的北洋派,与隆裕太后为首的清朝皇室,以清帝逊位,给皇室特殊优待,然后由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条件,实现了南北和解。南北和解使中国免去了一场战争,让这个古老帝国以最少的流血,变身为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学者如此论说“大妥协”对维护中国领土统一的卓越贡献。

南北双方迅速达成的和议,一方面使中国免于战乱,让蒙古、西藏、新疆的上层分裂势力失去了趁乱独立的机会,另一方面南方政府承诺给北方清廷的条件,如维持蒙古王公的爵位和权力,尊重满、蒙、藏各族原有生活状态,都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更为重要的是,在孙文后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因为有清帝退位诏书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双重授权,不仅使其有了合法出任总统的“选票”,更继承了来自皇帝的统治权威——退位诏书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让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清朝皇帝的继承者。而正如章乐清所说,清朝皇帝乃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者”,是维系统一的象征。

对于中央权威失落后,中国却没有走向分裂的原因,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大一统的固有思想。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军阀政治》中就曾指出,地方军阀希望自己控制的省区“自治”,但却又吊诡地宣称赞成国家统一。正是在这种观念下,辛亥革命时汉人居住的大多数省份虽然都宣告“独立”了,可终于还是回归于新的中央政府旗下。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前提的话,也就不会有章永乐书中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主权在国”的坚持了。

君主复辟,无路可走

本书对于退位诏书的研究很自然地让人想起高全喜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显然,作为政治学学者的高全喜与章永乐,他们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都很注重于对文本(如《清帝逊位诏书》、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内容的诠释,这固然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但却也因为他们对史料掌握的相对匮乏,使一些观点缺少说服力。如章永乐谈及,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行动都功败垂成,主要原因在于君主派没有相当的实力。他在书中举例说,1917年张勋召集徐州会议,以督军团盟主自命时,北方十三省督军都不反对清帝复辟,只是后来看事情不济,才纷纷倒戈。其实在我看来,第四次徐州会议上的那些督军和代表们的初衷只是“驱黎”,因当时黎元洪已成北洋派公敌,他们都欲除之而后快。至于被称为“黄缎子”的复辟盟书,有无是一个问题,督军们当时是否真心也是一个问题。从复辟后极少有人附和这一点上来看,当初他们同意在盟书上画押,估计也只是暂时敷衍一下张勋罢了。或许如章永乐所说,督军们在共和与君主间摇摆不定,没有真正的政治信仰,那张勋又何尝真的醉心君主立宪呢?在他而言,也只是效忠于爱新觉罗氏一族,内心期望复辟清朝而已。正因为如此,张勋才会拒绝康有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的建议。

辛亥革命固然谈不上让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但至少让很多人认为共和是进步的,必定要比君主好。所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一旦想要复辟帝制,无论是要学习德国的实君立宪,还是英伦的虚君立宪,都是将自己推向了道义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正如余英时先生业已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代的政治实践是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根本不存在走“回头路”的空间。

张勋复辟失败后,章永乐有一个疑惑:以段祺瑞为代表的民国政府为什么竟没有追究溥仪本人的责任,使“清帝与民国的政治协议以一种暧昧的方式继续下去”。其实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时候,他发布的两封讨逆电文中就将一切罪责都推给了复辟派,“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同时“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由于溥仪也被定义为“受害者”,所以段祺瑞承诺“所有清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民国政府既不视溥仪为祸首,且被胁迫,那自然就不会将逊帝赶出紫禁城了。

章永乐的这本新书将中国置于世界之内,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探究了中国没有如其他帝国那样解体的原因,也谈及了革命后不能如英国重建君主制的理由,以及共和国主权归属的问题,无论视角,还是观点都大有可取之处,只是若能在解读文本时,更多地与历史现场相结合,当能使研究更进一步。

《旧邦新造》读后感:民初宪政失败,究竟谁之过?

这本书是紧接高全喜的立宪时刻之后阐述民初宪政失败过程原因的一本巨著,比高书史料更全面,立论更客观,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民初宪政历史的学术著作.

两党革命历史观的长期叙述把袁世凯和其北洋系塑造成民初政治的破坏者,而这本书正本清源让我们能看到谁才是民初宪政真正的破坏者和民初宪政失败的真正原因

1,如同高全喜的立宪时刻一书一样,本书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对维护中国统一,防止边疆独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书通过传统多元族群君主国度向民族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的成败对比,通过中国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的对比,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书基础上达成南北妥协共和,避免中国分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911年库仑率先独立,西藏接连发布驱汉令.南北议和期间,蒙古王公对共和之说极为忧虑,提出其非叛大皇帝,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可见所谓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对维持中国疆域领土和边疆脱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族主义的宣传贯彻是和近代化硬件和宣传方式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明治维新和清末新政后的大力西化,报纸媒体铺天盖地的出现,造就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大众宣传中的贯彻。才造就了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而没有报纸媒体,没有近代社会的硬件(比如铁路公路大力缩小地域之间的距离),类似中古社会的屁民们是谈不上所谓的民族主义和对国家的认同感的(奴隶主和他们何关?)。而由于蒙藏等边疆地区的近代化程度相当落后,只限于贵族阶层,所以运用清帝在满蒙藏人心目中的神圣形象来维持国家统一,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类似孙文之辈公然违背议会民主程序为一己之私定都南京(定都北京是为军队对边疆采取武力压迫威势,而孙文只为一己一党之私,欲以其党控制南京,胁迫北洋,边疆地区在他眼中早是都可出卖换取内战支持的筹码),大谈本土十八州,试想一下,如果按照孙文的逻辑,中国早就落到奥斯曼和奥匈帝国一样分裂瓦解的下场。

孙文曾经通电清帝逊位条件,退位诏书应由驻京各国公使转告南方政府。其心中鬼计不言自知,欲从程序上确认其南京政府继承清王朝的地位。袁世凯1912年2月11日宣布办理办法,逊位诏书由袁副署,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结局,后袁氏民国得到国内各派系和列强的外交承认,袁世凯的方式导致孙文的野心彻底破产,袁才是真正的民国之父

2孙文和国民党对民初宪政的大力破坏。孙文早年接受的就是建立万能政府的理念,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一职时力主中国需要强势总统制,并且违背民主程序公然强迫议员重选定都议案,并为筹集反袁资金公然逼迫招商局股东强卖公司给日本,并试图把东北疆域及其他各项国家权益全面出卖给日本或俄国,以试图获取其武力支持来最后实现其北伐统一的野心。然孙文在众叛亲离面前,这一切图谋都彻底失败,被迫放弃总统职位。在这一形式下,孙文在违背组织法规定的情况下(需三分之二议员在场,而当时议员只有二分之一,且全是同盟会会员)强行通过所谓的临时约法,又大谈起中国需要强势内阁制,完全是因人设法,想给袁世凯穿一件紧身衣。

袁为了避免南北会谈破裂,中国分裂局面的出现,作出了退让妥协,接受了临时约法,其试图执政后鼎立和国民党合作,在一致为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共建民国政治,但袁想的太天真了,因为孙文和国民党从就没想过要合作建设民国。他们所要的就是把北洋搞掉,我孙文和国民党上台。为此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和政治底线

正因为孙文被迫退位本就是卖国不成后的迫不得已,所以在袁氏当政后国民党和孙文就试图武力反乱,推翻民国。孙文公然叫喊需要再次革命,袁主持军民分治,而赣督李烈钧公然反对,据蒋作宾回忆,国民党试图在南京。武汉和北京发动发展势力。南京由黄兴编练第八师使其党化。武汉方面,联络黎元洪,多用同志。另以蒋作宾在直隶以陆军次长徐图在北京发展。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后,试图分化北洋系军队。可见,民初国民党和孙文就试图武力反乱,认为和袁冲突必不可免。在这一前提下,国民党试图处处阻碍袁的一切决策,而让中国政治瘫痪,其不顾国家利益的卑劣性质显露无遗也是丝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民国初期,国民党渐近温和派宋教仁上台,孙文极端派被边缘化,在此情况下,孙文对其党徒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他们去闹,结果自然有人会收拾。随后宋案爆发,国党在南方公然叛变,国党最终被政府击败,成为各界心目中的暴民党极端党。

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还是试图和国民党在北方的议员合作,试图在民主政治下实现妥协,但国民党议员又是怎么对待袁世凯的善意的呢?

袁试图需要两项权力,一,总统不经国会同意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二,大总统对于国会的解散权。完全符合国民党所要求的责任内阁制要求。总统任命国务员需议会同意,乃总统制要求,但非典型责任内阁制要求。而行政首脑解散议会,乃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制度。这两点要求绝非过分,而是民主制度相互制约的基础条件。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更是需要加强行政力的贯彻,国民党和孙文非不知道这点,在孙文上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容忍其公然违背民主程序,可以容忍孙文专权独裁,但在袁氏当朝的前提下,他们连这起码的条件都不允忍,无他,在国民党和孙文眼里,所谓民主只是他们裤裆上的卫生巾,只是为夺取政权的工具和手段,是对其他人的,而不是对他们自己的。

国民党面对袁的善意,非但不采取合作措施,而制定了比临时约法更苛刻的天坛宪法,总统权力被剥夺的彻底干净,行政彻底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看天坛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天坛宪法要求国务总理之任命,须众议员同意,国务员受到国会不信任决议时,大总统必须免其职。而总统解散众议院必须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

我们说西方宪政史上最为混乱的宪法,被戴高乐猛烈批评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解散众议院也只需半数以上同意就可以,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短短二十一年期间,连换二十几个首脑组阁过45个内阁,导致行政权混乱,最后迅速被希特勒灭亡。

国民党和孙文明明知道民初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需要行政权的贯彻,孙文更是早就主张行政权加强,由其独裁的万能政府,却为了自己一党利益和一己野心,把中国利益当做猪狗对待,早期的国民党是个什么货色不言自明了

天坛宪法造就总统事实上解散议会成为绝无可能,是以议会只要不信任国务员,就可以逼迫总统随意免除。事实上造就内阁根本就建立不起来,而国民党需要的就是政治瘫痪的结果

事实上,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是诉之于全国人民的民权的行使,政府解散议会和议会弹劾总统完全符合民主的分权原则。大总统非议会委任,而是国民委任,由总统解散议会,跟本谈不上违反委任的原则。而国民党不会去考虑这些,因为他们不需要民主,也不是国家利益,他们需要的是国民党的夺权和独裁

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还是试图运用民主方式和国民党商量,按照临时约法第30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府,公布法律。天坛宪法的公布权按照国民党自己确定的在程序上违法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是要袁世凯来公布的,可国民党做了什么呢?他们公然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宣布由国民党控制的宪法会议公布,公然剥夺临时约法给予总统的权力。袁授意政府八名委员出席三读会,被国民党一举拒绝,并不准其人到会

在这种前提下,袁世凯被彻底激怒了。他在忍无可忍的前提下,认识到国民党和孙文之流只会捣蛋,别无其他本事。他联想起在民初以来试图在民主框架下的退让妥协一切都是枉然。联想到国民党的违宪和不法,联想到国民党的反乱,一切都是为了剥夺他和北洋系的权力。而丝毫没有民主的理念和精神。于是乎袁世凯视国民党为议会政治,终于走向了帝制独裁的不归路

事实上,袁世凯所采取的正是德国式的君宪皇帝,在和国民党共和政体下的妥协失败后,袁试图走回当年欲走的德国君宪之路本没有错,其失败的原因也绝非独裁专制或者保守,而恰恰是独裁力不够,其政权的虚弱,是因为其难以克服民初的军省格局

五四之后,两党以“民主”为号召,扩大政治参与,由士绅精英(这正是袁所走的道路)变为诱骗工农大众参与,对绅权进行无情打击,摧毁绅权依附的文化母体-儒教,走向了极端暴力激进的不归路。中国民主的良机为国民党和孙文所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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